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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在福建(二十九):“習近平同志對科學決策的重視是一以貫之的”
 
 
 

采訪對象:李非,1962年8月生,福建永安人。1986年6月到廈門大學臺灣研究所(現臺灣研究院)工作。現任廈門大學港澳臺研究中心主任,兼任福建省人民政府顧問等職。

 訪  組:  然   黃  珊   陳  思

采訪日期: 2017年6月2日初訪,2020年3月4日核訪

采訪地點: 福州市芳沁園,福州悅華酒店

 

  采訪組:李老師,您好!您37歲時被選為首屆福建省政府顧問,是顧問團中最年輕的一位。請您談談當時的情況。

  李非:1999年,習近平同志時任福建省委副書記、代省長,他很重視科學決策,很重視發揮智囊團的作用。畢竟,一個人的智慧是有限的,有智囊團的話,大家都可以出點主意,群策群力,這對于黨委和政府增強決策的科學性、實效性是很有益處的。

  福建的地理位置決定了對臺工作的重要性,中央給福建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打好對臺這張牌。習近平同志那時作為省里的主要領導,要統攬全局,自然對這方面比較關注。在此之前,福建省政府沒有設置顧問團。他主持省政府工作后,首先倡導聽取專家意見,集中專家智慧,為全省工作出謀劃策,組建了“福建省人民政府專家咨詢組”(后改為福建省人民政府顧問團),我有幸成為專家組的一員。這也是國內最早成立的省級顧問團之一。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全會都要求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建立健全決策咨詢制度。這說明,習近平同志對科學決策的重視,是一以貫之、前后一致的。

  顧問團組建之初,選的專家不多,省內總共才14人,其中廈門大學有6位。專家大部分是經濟方面的學者,對臺工作方面選了臺灣研究所的所長和我兩個人。我那時還相對年輕一點,37歲,是個副教授,按理說輪不到我。我并不知道習近平同志當時是怎么確定讓我進顧問團的,現在想來,有可能是因為我經常發表一些大陸對臺貿易的文章。我從1986年就開始研究對臺貿易,那段時間研究成果比較多,也寫過一些內參,包括新華社的內參,還經常在福建的報刊上發表文章,這些文章在當時引起的關注度比較高,評論也比較多,有可能習近平同志看到過我寫的文章,對文章內容也比較認可,所以指名讓我加入顧問團。

  人民網之前也來采訪我,寫了一篇題為《習近平“點贊”過的12個干部》的文章,把我排在第九位。其實我也不是干部,只是一名普通的高校教師,是“點贊”中唯一一位學者。

  采訪組:請您介紹一下顧問團的工作情況。

  李非:顧問團的專家來自不同領域,不只是對臺方面,還有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涉及福建經濟社會發展的方方面面。我記得顧問團組建時,習近平同志親自參加成立儀式,還在會上講了成立顧問團的初衷。他說:“這次組建福建省的顧問團,目的是集思廣益,為福建省的建設出謀劃策。這個顧問團不是擺著好看的,是真正有想法的出想法、有意見的提意見、有解決辦法的拿辦法。”他講完后,給我們每個顧問都頒發了專家委員會的證書,還安排大家吃了飯。我順便送了一本自己寫的書《海峽兩岸經濟合作問題研究》給他。那本書是我博士畢業以后寫的,他說他會看。

  此后,省政府每年都會請顧問團專家給政府工作報告提意見。每當這個時候,顧問團成員就會被召集在一起開咨詢會,用一個上午的時間進行討論。咨詢會之前,省政府通常會先征求各個地市、各個部門的意見,但最后一稿,習近平同志會與我們一起討論,咨詢我們的意見,他說“這是定稿會”,看看哪些方面還能再完善一些。福建省對臺工作怎么做才能更好?去年有什么不足?來年有什么打算?類似這樣的問題,他都會提出來,和大家一起討論。他非常謙虛,親自詢問每一位專家的意見,一個也不落下,經常開會到中午12點多還意猶未盡,有時還親自陪大家一起吃工作餐。這種做法,讓我們顧問團感到很溫暖,很受尊重,因而大家都愿意盡己所能,傾心道出自己的意見和建議。

  習近平同志還要求我們,提問題要具體。政府工作報告是很全面的,其中涉及的方方面面,他都會與大家一起討論,請我們也圍繞這些主題提意見。報告中有些地方表述不是很妥當,我們就直接提出修改意見。習近平同志對大家的意見很認真地聽取和思考,正確的就加以肯定和吸收。我們當時做顧問,覺得很有成就感。

  采訪組:習近平同志除了每年政府工作報告要請你們進行討論,其他時間也會請嗎?

  李非:在其他時間,他也會不定期召集大家。比如,突然遇到一些問題,他想更深入地了解和探討,就召集我們來討論。每次討論,都有鮮明的主題,時間上也很明確,安排計劃時注重分清輕重緩急,有亟待解決的問題,有未來幾年的問題,還有長遠的規劃打算。有時候,他還會給我們一個專題,讓各個領域的專家逐一發表意見。

  開會的時候,大家都在一個會議室里,習近平同志征詢大家意見,大家也都暢所欲言,無拘無束,無所顧慮。我們從實際出發,政策好還是不好,都會根據實際情況進行深入分析。顧問團都是學者,立場相對比較客觀中立,就事論事,不會去迎合、奉承領導,也不會故意跟誰抬杠。正因為如此,顧問團的意見更有科學性、客觀性。有時遇到重大問題,顧問團也會有爭議,許多不同意見會產生碰撞。習近平同志的態度大多是比較中立的,各種意見他都會認真聽取,經過比較綜合選擇后再拍板作決策。這樣的方式,可以讓決策越來越科學。我認為,他善于聽取不同的聲音,“兼聽則明”,這是他的領導藝術所在。

  在福建,習近平同志開創了聘請顧問團的先河。當時,這么做的人很少。聘請顧問團的工作方法,在福建一直延續下來。

  采訪組:習近平同志非常關心對臺貿易與吸引臺商投資的工作,請您談談相關的情況。

  李非:當時,福建對臺貿易規模比較有限,但是小額直接貿易在平潭、廈門、泉州、寧德、福州馬尾區等地開展得風風火火,經過不斷積累,“小三通”在一定程度上也促進了“大三通”。

  在2000年1月的討論會上,我提出一個議題——如何更有效地開展對臺小額直接貿易。當時,兩岸還沒有實現直接“三通”,大都是通過香港中轉,很不方便,我建議擴大小額貿易的額度,鼓勵對臺直接貿易的發展。我提出,福建有很好的區位優勢,可以通過小額貿易做一些文章,流通靈活一點,政策放寬一點,通過小額貿易促進直接“三通”。習近平同志當即表示支持我的觀點。

  投資方面,福建早期對臺是有優勢的。很多臺商先過來,在廈門投資比較多,福州也有一些。但因為規模不大,沒有形成有效的產業鏈。習近平同志當時的思路是,抓住龍頭企業的轉移,打破這個僵局,加大力度引進臺資大企業,從而取得明顯成效。大家對此都表示贊同。但問題是,當時的福建正處于轉換期,臺商在選擇內地投資地區時,可以選擇“珠三角”,也可以選擇“長三角”,當然也可以選擇“閩南金三角”。我們顧問團的普遍意見是,福建的地理位置肯定更占優勢,離臺灣這么近,況且許多人文風俗習慣和飲食文化都是相同的,臺商能不能選擇在我們這里投資,主要看政策。如果我們的政策和長三角、珠三角差不多,他們就沒有必要舍近求遠。

  在這個問題上,我也提了一些辯證的看法:珠三角、長三角可能因為起步早,會有一些集聚效應。而當時福建經濟還相對比較落后,想要吸引臺商過來,除了改善投資硬環境和政策優惠外,還可以通過建立產業鏈來吸引他們,通過產業鏈留住他們,帶動更多產業形成配套,特別是吸引大企業過來,再圍繞大企業進一步形成產業鏈。習近平同志贊同我的觀點,說這個意見不錯,要考慮在內。

  從宏觀經濟上,習近平同志當時提出了福建省趕超臺灣經濟的目標。福建那個時候比臺灣經濟相對落后較多,差距還很大,他能有這樣的雄心壯志,是很了不起的。他還提出建立海峽西岸繁榮帶的設想,是極富遠見的。看看福建這二三十年的發展,與臺灣的差距越來越小。2019年臺灣地區GDP總量折合人民幣約為4.22萬億元,而福建的GDP總量為4.24萬億元,福建在經濟總量上超過了臺灣,習近平同志當年提出的宏偉目標初步實現了。

  采訪組:福建是海洋大省,請您談談習近平同志當年關于海洋發展的戰略思路。

  李非:福建是海洋大省,海岸線全國排名第二位。在這種有利條件下,習近平同志非常重視海洋資源的開發和利用。每次專家咨詢會,他都會提出要用好海洋資源,加快發展“藍色經濟”,建設海洋強省。但那時的福建省海洋經濟存在一些短板,如海洋科技的創新能力不強、海洋生態遭到破壞、部分海洋產業超出海洋環境容量、涉海金融服務對海洋經濟的支持力度不夠。對此,習近平同志強調,要積極走出去,通過培養涉外海洋服務人才,提升海洋科技創新能力,加強海洋生態保護,解決海洋經濟發展掣肘。他還指出,海洋事業包括方方面面,靠的不是單打獨斗,而是通力合作,發揮各自優勢,通過出臺各種優惠政策,加大財政投入,強化金融扶持,共建科技創新平臺,形成發展合力。在習近平同志主持省政府工作期間,福建省通過各方努力,海洋經濟規模得到大幅提升,產值快速增加,國際競爭力明顯提高,與多方實現了合作共贏。

  采訪組:請您談談對習近平同志治國理政實踐和思想的認識。

  李非:習近平同志的施政理念和風格高度契合中國的國情。無論是在福建,還是在浙江、上海,還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他的工作特點都是波瀾不驚、穩健發展、穩中求進。確實,在當今社會不能“大干快上”,不能急功近利,要穩增長、調結構。要發展就不能亂“折騰”,不能翻燒餅,如果政策變動太激烈,會相應地使風險累積,甚至帶來危機。當然,轉型是很痛苦的,想辦法怎么減輕痛苦,怎么能夠軟著陸,這就是習近平同志現在努力在做的事。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團結帶領全黨全國人民,在治黨、治國、治軍、內政、外交、國防、改革、發展、穩定等各個方面、各個領域、各個環節都取得了巨大成就。

  其中一個重要的成就,就是他在執政伊始,狠抓黨風廉政建設。習近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之初,就提出了八項規定,很多人認為可能就是走個“過場”,最后或許還是雷聲大雨點小,先緊后松,難以持續推行下去。這么多年下來,我們一方面看到,取得的成效是很大的,另一方面也看到,反腐敗工作越來越深入化、常態化。現在盡管還有一些違規、違紀和腐敗現象,但基本上已經扭轉了局面。比如過去的公車私用、公款旅游、公款出國這“三公問題”浪費的都是納稅人的錢,群眾的觀感很不好,意見很大,也嚴重損害了黨和政府的形象,現在“三公問題”得到有效解決,是一個巨大進步。還有,八項規定得到嚴格執行,剎住了吃喝風。現在領導干部也都習慣了、適應了,也都明白應酬多了對吃請雙方都是負擔。更重要的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鐵腕反腐,遏制了貪污腐敗滋生蔓延的勢頭,對腐敗分子無論是“老虎”還是“蒼蠅”都狠抓狠打,很見成效。習近平同志解決了人民群眾深惡痛絕、嚴重影響黨群關系的問題,黨的作風得到了好轉,人民群眾對黨和政府的信任度大幅提升。

  還有一個成就,就是習近平同志提出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這一宏偉目標。中國人民“站起來”“富起來”之后,很自然地就會提出“強起來”的訴求。中國地域遼闊,人口眾多,國情特殊,地區發展不平衡,還有一部分人處在發展滯后的環境當中。習近平同志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是給全體中國人民的莊嚴承諾。他洞悉群眾愿望,順應時代潮流,把“中國夢”作為全黨、全社會的奮斗目標,凝聚了黨心和民心。

  黨的十九大以后,實現“中國夢”的步伐繼續加快。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和新中國成立70周年后,今年將完成脫貧攻堅任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奠定更加堅實的物質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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